如何公允地評價康橋這所學校
我可以說，在康橋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會了解這是一所怎麼樣的學校，因為康橋公關室所做呈現的「康橋」，是包裝過再包裝的一種形象，當然無法說康橋公關室欺騙了大眾，但也無法說他們是完全誠實。由於在網路上無法看到任何官方論述以外的介紹，因此這篇文章才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首先，必須先達成一個共識：這世界上的東西，不存在絕對的好，亦不存在絕對的壞，任何東西都是在好與壞之間的光譜上，問題是（好/壞）到什麼程度（To what extent）？對於康橋的分析也是如此，如果您認為康橋是一個完美的學校，那肯定在哪裡出了問題，肯定有您沒有看到的缺陷存在，反之亦然。
必須再聲明另外一件事情：這篇文章並不是在詆毀，也不是在吹捧/推銷康橋，我只是一個2020級畢業生，無論詆毀還是吹捧對我來說都沒有任何好處，也不值得我寫這麼一篇長文來分析。假如您是正在考慮把孩子送來康橋的父母，或是為要不要來康橋而躊躇不定的學生，很抱歉，這篇文章不會給您一個簡單明快（實則是粗暴）的答案，如此的教育決定應該是取決於您/您的小孩是怎麼樣的學生，以及您認為教育應該要達成什麼目的。儘管如此，這篇文章所呈現的透徹分析肯定會幫助您做出更好的教育決定。
還是要再聲明另外一件事情：這篇文章採取的是一種概括性的論述（Generalization），當我寫道：「康橋的家長⋯⋯」，我想表示的是「康橋的家長大多都⋯⋯」，我承認例外的存在，但如果要把例外一一寫入，我今晚可能就不用睡覺了。
康橋的結構
在一般公立高中，我們觀察到的常常是「校方vs.學生」的模型，校方提供教育，學生接受，而有時學生會不滿校方的政策，會抗議，有時候校方會讓步，有時會祭出更嚴格的規定。
但在康橋，我們不能如此理解學校的結構，康橋並不是校方對學生的一對一關係，而是「校方」、「家長」與「學生」的三方角力場域。這非常容易理解，畢竟家長是康橋——一所私立學校——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沒有家長的資本，康橋是無法運作下去的，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康橋在成為一所教育機構之前，先是一家商業機構。」家長的資本對校方而言至關重要，故而掌握極大的話語權。另外一方面，康橋的家長普遍非常關心子女的教育狀況（所以才會花個三年200萬在教育上嘛），因此相較於普通高中的家長，會積極地在學生的狀況上發聲。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會依序介紹家長、校方與學生三方，以及三者的關係。
家長
康橋的家長，多半是土生土長於台灣，在青壯年時期與外國人做生意而累積財富，或者是曾經出國留學過。生長於台灣經驗將華人文化中的功名利祿觀深植於家長心中，與西方社會接觸的過程中接受了資本主義和現代性（modernity）的洗禮。
一個有趣的分析/比較是私立復興實驗高中的家長多半是學醫、名校出身、官二代、富二代，而康橋的家長多半是白手起家，經商致富，階級複製的情形較復興實驗高中來的不嚴重。家長的功名利祿觀
所謂的「華人文化中的功名利祿觀」，指的就是自宋明清以降，華語社會崇拜成功的現象。吳敬梓《儒林外史》是這麼形容的：
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哪一個是看得破的！
哈佛大學教育博士、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我在這裡特別提及「哈佛」和「台大」是不是也是一種功名利祿觀的展現？）更具體地提出了功名利祿觀的定義：
依據儒家關係主義中的「尊尊法則」，父母親處於較尊的地位，是決策者、引導者與資源提供者（黃光國，1995，2002）。父母考慮子女未來的前途，鼓勵子女走上符應社會主流價值的生涯路徑：在學校時好好用功、考上好學校， 選擇排名在前、有聲望的科系，增強自己的競爭條件，以便將來進入職場後，找到好工作，佔有比較優越的社會地位，掌控較多的資源；回過頭來才能夠回饋父母、光耀門楣。父母這樣做是出自於對子女的責任與感情，就是所謂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而為人子女者面對父母的耳提面命、殷殷期盼，則應勉力遵從，選擇符合父母期望、符應主流社會價值的生涯目標，向上爬升、出人頭地（黃光國，1995， 2002；楊中芳，2001）。
正如前文所述，康橋家長願意付出大半資產在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想像地，康橋父母自然會期望子女遵循自己所設定的路線，而其中輕者只是和子女吵架，比如逼迫想要走電影方面的女兒去重考托福數次，儘管電影學校更注重作品集，重者到了一種宛如《1984》式控制的程度，比如在兒子的房間中設置監視器。在極端與較溫和的關心之間也有強迫女兒給自己檢查大學申請作文（College Essay），儘管家長本身的專業並沒有涉略到英語寫作、迫使兒子申請他其實不想要就讀的學校等案例。
家長的資本主義精神
除了所謂的功名利祿觀，或許是因為經商時的必要，家長普遍都對歐美社會有一定的接觸，或甚至是嚮往。歐美社會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和現代性（modernity）因此深深地影響了他們。那麼，所謂的「資本主義和現代性」（這兩個高深莫測的詞彙）有什麼值得一題的地方嗎？
我想在此指出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質——或是用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精神（spirit），根據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的說法，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就是：
The idea of a duty of the individual toward the increase of his capital, which is assumed as an end in itself. (p. 17)
人們不僅必須要無止盡地增加自己的資產，資本主義更在無形中強迫人必須要熱衷於自己的工作：
It is an obligatio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supposed to feel and does feel towards the content of his professional activity, no matter in what it consists, in particular no matter whether it appears on the surface as a utilization of his personal powers, or only of his material possessions (as capital). (p. 19)
資本主義頌揚努力工作（work，此語在英語語境中可以指出社會後的工作，也可以指出社會前的學習），摒棄享樂，並以提高生產力為最終目的。長期浸淫在資本主義中，許多家長甚至是經商致富，因此視工作（work）為美德，也不意外地也要求自己的子女要同樣地力爭上游。我們可以把康橋的教育視為一種資本主義精神——一種理應只存在於出社會的工作中的現象——的向下延伸。
傳統的功名利祿觀是一種對成就（目的）的憧憬，而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對工作（手段）的熱情，將兩種精神結合在一起，就成了「要努力工作取的好成就」。當我們理解了家長們的這兩種特質，他們的許多行為便不難理解，比較明目張膽地是先前提過的對孩子的種種限制，比較潛移默化的是父母的身教與意識形態灌輸，子女無意識地也視汲汲營營地工作、並且視取得成就為一種理所當然的義務。
這裡必須聲明的是，「傳統功名利祿觀」與「資本主義對工作的熱情」兩者是中性的詞彙，我並不想做出任何價值判斷，我也不是在批判或是褒揚任何東西。正如我先前提過的，重點是您/您的小孩是怎麼樣的學生，以及您認為教育應該要達成什麼目的，倘若您認為取得成就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並且教育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孩子取得成就，那麼這兩個東西就是好的價值，而康橋也是一個適合您/您的小孩的學校，起碼在「家長」這個項目上是如此。校方
在普通的公立高中裡，我們常看到的是「學生vs.校方」的戲碼，但這樣子的二元對立模型忽視了所謂「校方」的複雜性，「校方」並不是一個單一均質（homogeneous）的實體，校方是一個複雜、模糊、沒有特定方向的龐大團體。它不是站在學生面前強勢的獨裁者，它是一個多方角力的場域，它是一台弄不清楚自己方向的多頭馬車。
在下面的幾個段落中，我會以垂直和水平這兩個方法來解構「校方」這個團體。所謂的垂直與水平，指的是將組織架構圖攤開後的「垂直」與「水平」，「以垂直的方向分析」意味著檢視組織中上位者與下位者的關係，「以水平的方向分析」則意味著檢視組織中相同權限的團體之間的競奪。
垂直分析
以垂直的角度來看「校方」這個團體，我們會發現其自身所蘊含的許多衝突，其中，最有趣的是技術官僚（technocrat）與決策者之間的角力，這點頗像是日本戰後「政官對抗」的傳統。
所謂的技術官僚，指的是組織內長期從事某一項職務因而高度專業的一群行政人員，而所謂的決策者，指的則是握有最高權力，決定組織方向的人。技術官僚與決策者之間的關係，有點像是人的大腦與四肢之間的關係，大腦（決策者）發號施令，而四肢（技術官僚）則去完成指令。決策者具有把組織往正確方向帶領的智慧，但不一定了解具體來說該如何施行自己的政策，相反的，技術官僚清楚了解施行政策的各項複雜細節與步驟，但卻缺乏決策者所具有的大局視野。
在康橋，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校長（決策者）與各處室（技術官僚）之間的衝突。
比如，有一次我所屬的社團和校長以及學務處主任、訓育組（隸屬於學務處）組長、副組長開會，其中校長對我們社團展現非常大的善意，表示說要贊助發表我們的社團成品，而收益則歸我們所有，作為下一屆繼續運行的資金，而之後校方就不再繼續贊助。我當下聽到時，覺得這是個非常具有創意，而且也能夠實行的想法，於是這個會議便皆大歡喜地收場。但在幾個月後，學務處訓育組副組長便告知我們，並沒有贊助這件事，更沒有收益歸社團所有，作為下一屆的資金這回事，原因很簡單，因為「過去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副組長更在私底下和社團指導老師說校長不懂預算的編列以及學校內部經費運用的傳統。
這件事件是典型的「技術官僚牽制決策者」的例子，由於校長才剛到任2年，而且是從一個普通公立國中調到特立獨行的康橋國際學校，自然不會懂政策施行的方法與細節。
當然，技術官僚並不是一直佔據上風，據第五屆學生會所言，校長時常在校務會議上嚴厲指責各處室，而各處室也會有效率的執行校長所強烈關注的政策。但是，問題發生在那些校長並沒有特別關注，或是校長認為不值得堅定捍衛的政策，這些政策通常都淪為南柯一夢。
這種技術官僚膨脹的現象，反映出康橋校方在執行政策時的一個非常鮮明的色彩：那些上位者（校長/董事長）強烈關注，或是既存的政策與活動（比如運動會）會被有效率且成功地執行，因為康橋的技術官僚在企劃、執行方面擁有非常高的專業以及能力，但那些上位者沒有特別關心，或是「本來不存在」的活動與政策都會付諸流水。這種現象的優點是既已存在的體制都得以維持，政策會被強力執行，活動會被有效率地完成，但缺點是不懂的變通，無法將學校帶往一個具有創新、進步價值與前瞻視野的地方。
水平分析
從水平的角度來檢視校方時，我們就必須提到一句經典的口號：
西式教育，中式管理
這是一句由校方提出，廣泛流傳於學生社群中的一句話，其意思就是康橋將採取提倡開明、自由、進步的國際化教育方式，但在管理學生（如服裝儀容）的層面上，康橋還是遵從著傳統台灣私校的保守價值。
這使得康橋變成一個非常獨特的個案，它企圖將看似水火不容的價值觀同時執行——國際化vs.在地化、國際學校vs.私立學校、西式開放vs.中式保守⋯⋯。
校方美其名為「攫取不同文化的優秀之處」，但事實上，正如同第五屆學生會長杜省辰指出，「西式教育，中式管理」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多元文化融合，而是有其商業考量存在的。
在本校校刊社採訪學生會時，會長杜省辰做了以下說明：
有一次我們 [學生會與校方] 在開會時，我們問到：
「康橋為什麼不能像TAS（台北美國學校）、TES（台北歐洲學校）一樣有相對國際化的教育和開放式的管理？既然這種教育模式能夠被成功地套用在其他學校，那為什麼不能被套用到康橋？TAS使用這種教育方法經營了50多年，也都很成功，那康橋 — — 一個相對年輕的學校 — — 為什麼不效法他們呢？」
這時候就有一位高層人員脫口而出說康橋要做出「市場區隔性」，市場區隔性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當今天大家都在賣可樂時，你就要來賣百事，要不然大家都在賣一樣的東西的話，你面臨到的競爭會太大，所以你要賣不同的商品，讓不同的消費者來買你的東西。
所以康橋的這個口號「西式教育，中式管理」除了把管理模式精簡成一句口號以外，背後也有其商業行銷的考量。對於那些就是想要孩子有國際教育，但是又不想要他們太脫離傳統、保守生活方式的家長來說，康橋是很好的選擇。康橋在超級保守的學校（比如再興）和相對開放的TAS、TES之間取得了一個折衷點，這也是為什麼康橋能夠在商業上成功的原因，康橋剛好在這兩極（非常保守和非常開放）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這個平衡點對於我們這些學生來說太過於模糊，它沒有辦法用一套完整的想法和理論來支持、說明為什麼這件事可以開放，而那件事就要保守。這也是抓平衡點很困難的一個地方，因為每個人對於平衡點在哪裡都有不同的見解。目前抓的平衡點就是，康軒集團認為那個最好賺錢的點在哪裡，那個平衡點就在哪裡。
康橋校方「西式教育，中式管理」的商業企圖，造成了價值觀的混淆，杜省辰更以親身經歷解釋：
舉例來說好了，假如我今天在英文課讀了一本小說，它帶給學生的啟示是：「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想法，不要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而把自己的聲音抹去。」可是當學生出了教室，到了走廊上，可能遇到教官，他可能會說：「誒同學，你的頭髮怎麼這樣。」
學生在課堂內學到的「做自己」和課堂外被教育的「遵守規則」有很大的衝突。在教室裡面，學生學到的可能是「要勇敢表達自己」，但今天你用穿著來表達自己時，反而會被學校的另外一方說：「你這樣不行，你要遵守規則，你要跟大家都一樣。」
這會對學生造成非常大的困擾，學生不知道到底要將西式教育裡學到的思考模式套用到自己的生活，還是要拿在教室外、被教官主任訓練出來的思考模式來規範自己。「西式教育，中式管理」在思考層面上對學生而言非常矛盾。
彼此衝突的價值觀，不僅反映在學生的不知所措上，「校方」本身就是這種價值觀衝突的競技場，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權限相同的組織之間的對立。
舉例來說，據學生會所言，在校務會議上副校長（一位在性別、種族議題上持進步立場的外國人）常常和學務處主任（一位運動體系出身的傳統台灣人）常常有激烈的爭吵，最明顯的是在「是否應該禁止男同學留長髮」這個議題上。
副校長Anne Sutcliffe是一位公開出櫃的女同志，由此就可以看出她在性別議題上的態度，而學務處主任鄭仕飛是前輕艇選手，是出身在比較封閉，遵從上級的環境。副校長的權限僅次於校長，但由於學務處本身的權力就比其他處室來得大，因此我才將兩者視為同一個階層，將其視為「水平」的。副校長秉持著進步開放（或說，西式）的精神，認為沒有理由限制同學的頭髮長度，這屬於同學的自由，更有甚者，這還牽涉到同學性傾向的表達，所以必須允許長髮。但學務處主任則認為，男學生留長髮會使學校的社會觀感不佳，他也認為，家長必定不會贊成這項提案。
最後，校方廢除了禁止男同學留長髮這項規定，但學務處主任以及生活輔導組組長在校園內看到留著長髮的男生時，都會將他們叫住，不斷刁難，想盡辦法想要勸他們將頭髮剪短（起碼在我還在學校的時間，現在或許有所改善）。
價值觀、生活態度、工作模式，乃至於政治觀念的差異，在康橋內部形成了很奇特的景觀。舉例來說，以外國人/英文為主的教務處和以台灣人/中文為主的學務處明明就在正對面，但兩方之間的溝通卻少得可憐。此外，比起學務處，大部分學生也比較喜歡教務處的氛圍，這不只是因為學務處旗下的生輔組是負責取締學生的單位，更是因為學生假如向教務處諮詢或尋求幫助，通常都可以取得良好的回應，而教務處的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Ms. Frankie一直以來都跟學生社群保持非常良好的關係，並開宗明義地說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事實上，副校長Anne Sutcliffe也表明，她很歡迎學生直接去找她商量各種事情）。
我經常進出兩處室，明顯可以感覺到兩方對待學生的差別。就算不是拿取締學生的生活輔導組來舉例，而是以負責學生社團、活動的訓育組來說好了，假如我今天搞砸了一件事，去訓育組尋求協助，我通常會先被強烈指責一番，然後行政人員才很勉為其難地幫我解決，但假如我將類似層次的問題拿到教務處去尋求幫助，教務處的外籍行政人員當然會責怪我，但程度通常不會那麼嚴重，且常常是以調侃這種帶有幽默感的方式進行，在咎責結束後通常很快就會進入到解決問題的環節。
這反映了兩方行政人員在價值觀上的基本分歧。較傳統、中式的學務處行政人員會採取一個由上而下的教育者姿態來和學生相處，就算行政人員理論上只負責處理庶務問題，並不具有教育使命（姑且不談生活輔導組或教官這種推行「生活教育」的組織，學務處下轄的其他組別也大都持此態度）。另一方面，較開明、國際化的教務處行政人員會以更平等的姿態相處，傾向將學生視為一起解決問題的夥伴，而不是「被教育」的對象。
學生
提到康橋的學生社群，就不得不把教育學上一個很經典的大哉問拿出來：
教育應該要盡量模仿現實社會，還是應該要把現實社會中那些缺陷給去除，只留下好的部分？
支持「教育應該要模仿現實社會」的人，會認為教育是幫助孩子適應社會的過程，所以應該要讓教育體制盡可能地和現實社會一模一樣，無論那是優點抑或是缺陷，只要是現實社會的特色就應該要保留下來。
另一方面，擁護「教育應該要把現實社會的缺陷去除」的人，認為教育應該是積極改變社會的原動力，因此有必要灌輸學生何謂「良善」的概念，要讓學生在一個培養善性的環境中長大，否則假如送到社會上的人都只是一批批的「社會適應者」的話，那麼現實社會那些殘酷的地方是永遠都不會被改善的。
無論您認為哪一邊比較正確，康橋很明顯地選擇了前者。
階級
正如同現實社會，康橋的學生社群是一個高度階級化的環境。提到「階級」兩個字，難免會讓人產生負面觀感，會質疑：「有那麼誇張嗎？不就是一群學生而已？搞什麼階級啊，又不是共產黨在批鬥走資派？」
但是無論人們再怎麼否定，身為學生就無可避免地會注意到，校園中似乎有特定某些人看起來特別光鮮亮麗，有某些人看起來正享受著文學/影視作品中所描述的「絢麗的青春」。
康橋學生社群中階級之間的鴻溝就如同空氣一樣，隨處可見，形塑著每個人的人格發展，但一般人不會注意到，而注意到的人也大多閉口不談。
康橋的「階級」主要由兩群人構成，位於上層的主流文化與下層的次文化。
主流文化由擁有大量社交資本的人組成，有四個明顯的特徵：跨班性、跨性別性、能動性與較好的外在條件。
- 跨班性指的是主流文化的成員通常都由不同班級的人組成。
- 跨性別性指的是主流文化的成員的男女比例通常都相當平衡。
- 能動性指的是主流文化的成員對於外在的刺激通常都能夠做出積極反應，比如積極向上、勇於挑戰、承擔責任、善於把握機會等特質。
- 較好的外在條件，指的是擁有姣好/帥氣的面孔與符合大眾審美標準的身材。
康橋校內的主流文化圈由三個最主要的群體組成，一是運動性社團成員，二是學術菁英，三是潮流文化擁護者。
幾乎在每一屆的學生會長選舉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三組人馬在互相競奪，當然，他們三者之間的關係絕不是對立，事實上，三者的交集大過於衝突，以「良性競爭」來形容更為恰當。他們都同屬於主流文化，彼此的尊重遠大過於敵意。舉例來說，在第五屆學生會長選舉中，我們看到運動社團的代表是第一組候選人劉翔恩與楊舜函，兩人皆是鐵人校隊成員，學術菁英的代表是第二組候選人杜省辰與朱家妡，杜省辰在模擬聯合國裡負責最高職位的Secretary General，而朱家妡則是以成績優異聞名，潮流文化的代表是第三組的張傳婕與何振浩，何振浩是校內有名的饒舌歌手。
位於下層的次文化則完全相反，通常都由單一班級（或者是兩個班級）的學生組成零散的小團體，性別很單一，成員通常都較缺乏能動性，長相與身材也比較普通。
社交資本
既然提到階級，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是什麼東西決定了誰在階級的上層，誰在下層？
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這個社會的階級是由「資本」（財產）的多寡所決定的，但是在康橋，這點與現實社會有一點差別。康橋的階級並不是由資本所決定，而是由「社交資本」所決定。社交資本可以有很多種呈現的方式，最明顯的比如外貌與身材，比如交際能力，比如幽默感，比如天生的「魅力」，比如學術能力（學術能力也能用來累積社交資本）。
以社交資本來階級化康橋的學生社群，會產生兩個問題。
因為康橋是7~12年級一貫的教育，因此社交資本的差距從七年級開始只會越來越大，到了十一、十二年級時基本上已經完全僵化，掌握大量社交資本的人和缺乏社交資本的人之間的差距之大，完全無法翻轉。我十年級剛進入康橋的時候曾經很納悶，為什麼我不管要做什麼事——無論是讀書還是課外活動——都無法順心如意，後來才漸漸了解，這是因為我進入康橋的時候（十年級），階級金字塔和社交資本的差距基本上已經固定，無法撼動。正如同年輕人要在當今經濟發展停滯的社會中白手起家往上爬的道理一樣，階級已然僵化，難以翻轉。金錢之於現實社會，就如同社交能力之於康橋。
這種僵化的階級構造，會帶來第一個問題：
是的，培養社交能力很重要，這是未來出社會會需要的重要技能，但我想問的是，康橋真的是在鼓勵學生磨練社交技能嗎？
假設有人在十年級的時候，突然想說：「我想要變得受歡迎」，然後去試著改變自己，但康橋社群會給他好的回應嗎？不會，因為階級已經僵化，他就算想要改變自己也不會有人認可，他踏出的——名為「改變自己」的——第一步就被摧毀了。讓自己受歡迎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人家在踏出第一步時就被高度階層化的康橋社群給否定了，放棄也在情理之中。
反之，那些擁有社交資本的人，成長的過程中在各方面會不斷地受到鼓勵，就算他們做得並不是很好，但康橋社群也會給予正向的反饋。他們在被鼓勵之後，就會有向上的動力，就會認真讀書，會認真打扮自己，會認真交朋友，會認真搞一些東西，會「認真對待自己的生活」。
這會進而促使擁有社交資本的人努力往上攀升，累積更多社交資本，然後挫敗缺乏社交資本的人，使他們的生活態度越趨消極。7~12年級相當於人類的青春期，是形塑未來二三十年，甚至是一輩子的人格的重要時刻，但很可惜地，缺乏社交資本的人會在無形之中養成缺乏自信、得過且過的人生態度。
這時候，可能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們會認為，階級是在任何小型社會中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就算不是以「社交資本」來階級化學生社群，在其他高中，也會有其他方式來形成階級，比如學術能力、會「玩」的能力等等，那麼，康橋用社交能力來形成階級，何罪之有？
這就牽涉到第二個問題：
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些學生無法以自由意志改變的東西，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外貌。康橋是個視覺文化盛行的環境，手機、電腦氾濫，很多人是重度的社交軟體使用者，因此外在條件格外重要。其他的因素還有身材、性別、學術能力、天生的「魅力」等等，這些因素大都不是可以輕易改變的東西。
不可否認，社交技巧可以磨練而成，但假如一個人缺乏姣好的面孔與良好的身材、沒有魅力、講話結巴、讀書怎麼讀都讀不好，他會願意去「磨練」自己的社交技巧嗎？會願意積極主動社交的人，多半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有一定先天資質，然後受到大家隱性地「鼓勵」，才會願意去累積自己的社交資本。舉例來說，一位可愛的女孩去和不認識的人交際，就算她可能不太會讀書，不成熟，不擅長聊天，但她還是會受到大家的包容，進而繼續嘗試社交，磨練自己的社交能力。反之，一個沒有先天資本的人，是很難踏出第一步的，就算他鼓起勇氣去社交，多半也會被挫敗，最終退縮。
我們今天用一個人無法以自由意志改變的因素來決定誰應該在階級的上層，誰應該要在階級的下層，這是非常可怕且哀傷的一件事。
總結與重點回顧
康橋是一所非常獨特的學校，世界上或許找不到第二間如此值得研究的教育體制，它可以是天堂，當然也可以是地獄，完全取決於您是個怎麼樣的人，以及您想要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家長受到華人文化中功名利祿觀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工作精神的洗禮，非常關注孩子的努力與成功，而校方有著技術官僚膨脹與價值觀混淆的現象，前者使得校方異常保守，缺乏創新與前瞻視野，後者則不斷困擾著學生，最後，學生社群則以社交資本來形成階級，其後果就是兩極化的學生社群。
這篇花了半年的時間仔細琢磨、構思的文章，總算在我即將進入大學的時刻完成，儘管有許多未能詳述的地方，但我相信我已經把最重要的地方都寫出來了。
2021年8月15日註記老實說我真的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受到如此關注，當初只是抱著「要把對於康橋的所有不滿都抒發出來」這種想法而寫了這篇文章，但現在來看，確實有許多未熟之處。其一是，關於康橋家長的分析，完全沒有任何數據佐證（雖說如此，收集與康橋家長有關的數據也幾乎沒有可能），完全只是出自於我對於我身邊朋友的觀察，現在來看，說「康橋家長大多都生長於傳統華人價值觀中，出社會後接觸了西方文化」未免太過武斷，關於這點，我希望未來有更多康橋學生可以發表自己的想法，事實上，也有一位康橋在學生反駁了我的想法，詳細可以看這裡。其二是，儘管這篇文章試圖裝出中立的態度，但很明顯地對於康橋是批判多過於讚美。康橋高昂的學費並不是丟到海裡，大量的資本堆積出來的成果特別反應在「硬體設備」和「學術機會」上，使得康橋能夠提供其他高中難以模倣的教育水準。但正是如此，或說「愛之深，責之切」——正是因為知曉康橋的潛力，所以才會因為它的矛盾和缺陷而感到可惜。有位康橋的友人在本文下方留了一段話，我覺得非常值得參考，故引用於此：「康橋還是個年輕的學校。年紀跟2020畢業的學生一樣大而已。如果我們要經過青春期間的誤打誤撞，康橋應該也還在它的適應期。它知道自己能夠賺錢，但還不太清楚自己是誰或未來要往哪裡走。康橋裡已有些外師覺得學校的管理方式與他們的價值觀跟教育理念不合，甚至有相互牴觸的地方。離開學校久了也不知道學校到底有沒有任何作為，但這個趨勢確實有讓一些老師因此而離開學校。但康橋像它的學生一樣都還年輕，內心許多矛盾、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能期待它以後的發展。對於未來想透過康橋來投資孩子教育的家長，康橋值得繼續關注，是支潛力股。」這篇文章寫於2020年，但時過境遷，許多政策、文化或許有些改變，而我也相信康橋未來也會不斷地改變。所以，與其說這篇文章對康橋「下定論」，我更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起拋磚引玉之效，鼓勵更多學弟妹們培養社會學上所謂「反身性」（reflexive）的思考，對於自己所在的社群有所自覺，並能以第三者的角度來提出質疑。我想，這才是當今教育所謳歌的「批判性思考」，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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